1946年“卡脖子”事件:美国为何切断国民党军火供应?

时间:2024-03-29 06:57:27来源:铭廷快讯网作者:热点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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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,国民党政权熬到了抗战胜利;仅仅4年后,年事国民党政权狼狈败走台湾。美军火醉人的青春期

当年,国为供面对强大的何切日本,国民党政权苦苦坚持8年之久,断国笑到了最后。民党

而后,卡脖子在面对相对弱势的年事共产党时,国民党政权仅仅三年多就崩溃了。美军火

何以弱势的国为供时候能以弱克强,强势的何切时候又被以弱克强?

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


庆祝抗战胜利

2000多年前,西汉的民党贾谊也问过同样的问题。

他在《过秦论》中说,卡脖子秦国用了百余年发育崛起,统一六国,堪称以弱克强的典范;统一后,秦始皇把江山改造得如同铁桶一般,然仅仅十余年,铁桶江山就被山东豪强掀翻了。

六国与陈胜、吴广等人的实力相比,不可同日而语,为什么秦国能灭了六国,却又被陈胜、吴广及其后来者轻易推翻,身死国灭,被天下人笑话?

贾谊没有具体分析原因,他给出的答案只有一句话: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翻译过来就是: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。

有没有道理?有道理——听君一席话,如听一席话,说了和没说一样。

比如上面那个问题,有人说国民党腐败无能,不得人心,必定失败云云,这种就属于正确的废话,没有任何营养。

当然,醉人的青春期这个问题很大,三言两语说不清。

我们不妨先从单个原因切入,先说说美援问题,确切地说,是1946-1947年,美国卡国民党政权的脖子,美国军火“断供”长达10个月之久。

02

1945年9月,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,拜访美国总统杜鲁门,要求美国帮助中国武装90个师——这是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,罗斯福口头承诺过的。

杜鲁门咨询手下人后,回复宋子文:中国当前不应谋求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或空军,但一支相对小型、训练有素、装备精良并拥有足够的运输手段的陆军,和一支小型有效的空军也许最适合需要。

杜鲁门答应帮中国尽快装备39个师和8又1/3个空军大队,同时移交一些适合近海和内河行动的舰艇,用于最基本的近海巡逻和防御。

至于更大规模的军事援助,美国暂时不予考虑。


杜鲁门

此一时,彼一时。

日本已经被干翻了,还要那么多军事援助干什么?

再蠢的人都能看出来,这是用来打内战。

从全球战略考虑,美国此时它并不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。

美国对中国的期望是:形成一个统一、稳定且亲美的政府;取代之前日本的地位,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伙伴;抵制苏联的影响。

如果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,很有可能把美国卷入一场新的战争,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。

杜鲁门表示: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,就是用一切办法帮助中国维护和平,在政治上、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支持蒋委员长。但是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阋墙之争。

这是战后初期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。

由于重庆谈判并没有扫去内战的阴霾,1945年12月,杜鲁门请出德高望重的马歇尔,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,调停日益紧张的国共关系。

马歇尔是美国的无冕元帅,军中门生故吏遍天下,是杜鲁门政府的核心决策人物之一,在国际上声望隆崇,由他出面调停,双方应该会给面子。

调停初期,在马歇尔的奔走劝说下,双方达成了四大协定:《停战协定》《和平建国纲领》《军队整编协议》《调处东北停战的协定》,成果不错。

如果都按纸面上的协议来,说不定和平真能实现,但中国的问题不是几页纸就能搞定的。


马歇尔调停

秦以来,中国权力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,斗争舞台上没有妥协、宽容的传统,也几乎没有分享权力的先例。

早打晚打,总归是要打的。

由于国民党处于强势地位,它自信可以短时间内击败对手,所以无论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,它都表现得咄咄逼人。

在东北,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,继续向北攻击,计划拿下整个东北,超出了马歇尔的底线。

倔强的蒋介石没给马歇尔面子,谈判陷入僵持,战争气氛升温。

马歇尔忧心忡忡。

03

根据马歇尔的观察,他认为战争全面爆发后,短时间内双方谁也吃不掉谁,战争会长期化,到时候如果苏联插手,美国跟,还是不跟,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。

不跟的话,多年投资打水漂,跟的话,可能引爆世界大战。

不管跟不跟,这都意味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,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。

马歇尔两难的根源在于,美国对华基本政策与他的使命,存在矛盾之处。

一方面,美国要援助国民党政府,另一方面,美国要阻止国民党政府打内战。

美国援助的越多,蒋介石打内战的底气越足,态度也就越强硬,马歇尔的调停越没有成效。

无奈之下,马歇尔祭出了“卡脖子”这一招,想用军火禁运向蒋介石施压,控制战争爆发。

1946年6月20日,马歇尔向国民党政权发出警告:如果内战全面爆发,美国军队会撤离,包括租借物资、剩余物资、借款等在内的美援将被掐断。

6天后,国民党军队向中原地区发动猛烈进攻,全面内战爆发——可见,蒋介石根本不吃美国佬这一套。

马歇尔不能忍了。

7月,国民政府计划把从美国订购的1.3亿发7.92mm口径子弹运回来,根据规定,这需要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出口许可证,马歇尔知道后,给国内打了个招呼,申请被驳回。

7月底,马歇尔正式宣布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。

马歇尔能做得了主?当然能,他是杜鲁门的左膀右臂,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决策者。

8月,杜鲁门发表了对华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。


杜鲁门与马歇尔

此时,马歇尔还没有把事情做绝,期间他多次上庐山劝说、压迫蒋介石停止战争,重开谈判,表示只要蒋介石接受,军火禁运的事可以就此作罢。

蒋介石认为马歇尔不懂中国的复杂情况,不懂中国政治的运行逻辑,想法太理想主义。中国的问题,不是谈判桌上所能解决的,必须用机关枪去辩论。

鸡同鸭讲,不欢而散。

战争已如失控的火车一样,势难叫停。

8月,马歇尔沮丧地宣布:调停失败。

1947年1月,马歇尔黯然回国,但他祭出的军火禁运并没有撤销。

世界上不止有美国造军火,国民政府立即转向英国、法国、比利时采购军火。

这三个国家很现实,美国不卖你,我们卖了,不是拆美国台吗?不卖。

换句话说,西方主要军火供应国,都加入了针对国民党政权的禁运。

军火禁运的范围很广,除子弹、炮弹、手榴弹、炸弹、枪支、火炮、战斗车辆、作战飞机之外,连制造枪管的钢模具、制造子弹的冲压设备也禁运。

国民政府的所有飞机采购项目被叫停,美国援助的8又1/3个空军大队的飞机和设备暂停移交,找英国购买飞机零部件的事也被美国搅黄了。

此外,马歇尔还运用个人影响力,使国民政府在1946年和1947年两度失去美国政府巨额信贷支持的机会,即1946年5亿美元信贷援助的议案和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(将中国排除在外)。

04

抗战后期,美国给了中国很多援助,帮助国民政府坚持到了抗战胜利。

从那时起,国民政府越来越依赖美国,军队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美械师,这些美械师是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主力和中坚力量。

有个游戏术语,叫DeBuff,即减益魔法,被施加者会出现各种不良状态,如虚弱、定身、沉默、眩晕、破甲、减速等。

用DeBuff来形容或者衡量美援断绝后的美械师状态,我觉得非常恰当。

那么问题来了:美国“断供”军火,美械师获得了多少DeBuff?美械师的这种状态,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局走向?

美国军火禁运所产生的影响,至今没有全面的评估报告,也没有定论。

有人说是毛毛雨,影响不大,因为禁运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储存了大量美国军火,库存足够消耗一段时间。否则,国民党军也发动不了全面进攻。

有人说是釜底抽薪,禁运政策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持续进攻能力和经济潜力,导致国民政府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迅速枯竭,军事上节节失利,经济上严重通货膨胀,迅速走向失败。

蒋介石败退台湾后,对军火禁运耿耿于怀,对马歇尔恨意难消,在指责马歇尔“误美害华之罪”时,他甚至称马歇尔为灭亡中国的“祸首”。


马歇尔与蒋介石

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心理:把成功归功于自己,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。

在心理学中,这叫自我服务偏见。

马歇尔卡脖子,只是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外部因素之一,达不到“祸首”的程度。

禁运实施后,蒋介石虽然没有向马歇尔低头,但也不得不感叹:国军补给,遂因此而完全陷入困境矣。

战争全面爆发后,军火如流水一般消耗,凭借之前的库存,以及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,国民党军队还能勉强维持作战能力。

时间一长,随着库存军火急剧减少,兵工厂的机器转得冒烟,也赶不上消耗的速度。

以子弹为例,1947年1-6月国民政府生产子弹约1580万发,消耗高达3590万发。

兵工署多次要求一线部队,提高弹药利用率,瞄准了再打,用最少的弹药获得最大的战果。

但这显然无济于事。

其他军火,尤其是美式军火,弹药打一发就少一发,零件坏一件就少一件,一旦弹药打完或者零件损耗完,美制武器就成了废铁。

美制武器要配上美式后勤才能发挥威力,一旦后勤补给跟不上,美式武器只得趴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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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军队王牌部队的王牌武器趴窝了,影响力不言而喻。

1947年7月,当美军将领魏德迈率领调查团到东北调查时,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向魏德迈坦言:自动武器大都磨损严重,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,炮弹奇缺;汽车和特种车辆都到了报废的年龄。

廖耀湘强调:新六军消耗很大,又不能休整补充,完全被拖垮了;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/3,官兵士气低落。

此时,距离美国解除军火禁令已经过去2个月了。

新一军的情况也差不多,装备磨损严重,很多步枪已经不能射出直线,火炮缺乏炮弹,训练时不能开炮射击,大部分卡车缺乏零件,无法修理,基本废弃了。

禁止的时候,一句话的事,解除的时候,需要一整套流程,还要考虑重新运输的问题,这样算下来,解除禁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美国军火依然供应不上。

可见,军火禁令的影响在初期不明显,在中后期才渐渐凸显出来。


普通士兵

这些情况,马歇尔心知肚明,他说:如果我们给予他们军火,我们在直接参与内战;如果我们不再给予他们军火,我们在解除他们的武装,因为他们使用的是美国的装备。

马歇尔还在等待,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两全其美的办法。

另一方面,延安方面对此也洞若观火,信心与士气倍增。

“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并不慷慨,蒋政府向美国私人购买军火也有很多困难,美军事实上是在撤退·····”国民党军队“不仅兵力发生苦难,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”。

在具体的战斗中,各野战军想方设法迫使国民党军队多消耗军火,加重其困难。

1947年,国共战争的态势发生了转折,同时,世界局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。

3月,杜鲁门主义出台,冷战正式拉开帷幕,美国公开宣称要在全球阻止苏联扩张。

在中国问题上,美国和苏联已不再谨小慎微、遮遮掩掩,开始公开支持各自的小伙伴。

美国国会、政府以及军方,反对军火禁运的意见逐渐增多,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都认为,削弱国民政府,会导致苏联趁虚而入,增强其在中国的影响力。

杜鲁门问马歇尔:是否到了我们必须向国民政府提供军火的时候了?

马歇尔说:解除禁令是迟早的事,但现在为时过早,需要等合适的时机。

1947年4-5月,国民党政权的颓势和困境肉眼可见:军事上,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已到极限,双方攻守易势的拐点即将来临;经济上,物价飞涨、百业萧条;政治上,人心动荡,反抗运动此起彼伏。


普通士兵

马歇尔意识到,美国若再不松开卡脖子的手,国民党政权有窒息的危险。

1947年5月26日,马歇尔宣布解除军火禁运。

7-8月,首批解禁后的军火——1.3亿发7.92mm口径子弹,从美国港口装船。

此时,国民党军队完全处于守势,根基已动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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